因为真正的事情都不是官员在做,而是小吏在做。
大明的官员没有专业化,但是小吏都是父子相传,专业的不能再专业了。
朱瞻基想要官员专业化,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。而教育是百年大计,即便从现在开始,二十年内能普及,推广开这项政策,难度也很大。
所以这一批官员都看的很清楚,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,因为到了那个时候,他们恐怕都已经告老还乡了。
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,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,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,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。
就在朱瞻基的《少年中国说》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,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。
然后,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。
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,因为国泰民安,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。
洪武元年,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,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。
到了永乐二年,参加会试的学子就超过了一万人,而且因为靖难之役的耽搁,那一年的会试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人,差六十二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。
随后每年的会试人选屡屡上升,应天府的大明贡院,一共修建了两万个号房,供全国的学子考试。
而且,大明的科考并不仅仅是一科,仔细分来,总计有五十一场分类考试。
只不过,除了科考,其他学科的考试,考上的大部分只能为吏,不能为官。
像太医院的医生,户部的会计,刑部的捕头,兵部的武状元,工部的工匠,他们都是通过这种考试晋升为吏的。
也就是说,大明其实不缺少专业人才,只是将儒家的地位抬的太高,压制了其他学科的为官之路。
明朝第一次会试,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。
但是到了永乐年间,录取率就直接跌到了百分之十左右。如今每一届的会试,总人数大约一万六七,选出的三甲进士人数都在一千三百人左右。
而且,这还是经过了县试,府试,乡试之后淘汰出来的学子。
按照乡试的录取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左右,可以算的出来,大明的秀才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,举人的总人数也超过了两万人。
八月下旬的揭榜,有人欢喜有人愁。而大多数中举,并且决定参加会试的举人们,一个个就开始收拾行囊,准备到京城备考了。
明年春天的会试,太孙殿下加了海外时务和算学,虽然比例不大,但是这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学子们来说,多学一点东西,也就更有把握一些。
而所有关于海外时务,还有算学的书,当然是应天府最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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